提到祁門紅茶的國際性，一般會首先想到它的消費群體及它的銷售范圍。在祁門紅茶的主產區(qū)，喝祁門紅茶的絕對是少數(shù)，加工制作紅茶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供給當?shù)氐氖袌?。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生產祁門紅茶的地方不消費祁門紅茶，反倒是被外地、外國的客商銷到了千里、萬里之外的他鄉(xiāng)異國，似乎祁門紅茶天生的就是外銷產品。而祁門紅茶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大牌，除了自身的品質超群、做工精良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國外的高端消費群、國外的茶葉專家和評委們的慧眼識珠和堅貞追捧。因此，從這一點來理解祁門紅茶的國際性，入情入理，也在意料之中。
不過這里討論的不是茶葉銷售的區(qū)域問題。因為，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現(xiàn)在的每一類茶品都在積極地尋求消費市場。任何一種茶品都有可能被精明的商家推銷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以銷售的范圍來評判一個茶品的國際性，未免小題大做、文不對題。我們所要說的祁門紅茶的國際性或曰國際情懷，是想探討一下祁門紅茶從創(chuàng)制之日起，在其相對不太長的發(fā)展歷史中與其他哪些國家發(fā)生過“親緣”般的關系。這種“親緣”不是產生于交易上的互惠，而是由生長、生產的關聯(lián)性產生出的一種授受關系、一種衍化關系。這樣說太吃力，還是讓我們從央視的大型紀錄片《茶，一片樹葉的故事》開始，來探究、來解讀這個關系吧。
不知大家在觀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是否留意到這樣一段情節(jié)：劉馳的爺爺劉峻周受沙皇政府之邀，于1893年領著12個中國人到格魯吉亞種茶。經過千辛萬苦，在他們開辟茶園、種茶成功后又按中國的生產方式辦起了制茶廠。生產出的茶葉被稱為“劉茶”。為此，沙皇尼古拉二世授予他“斯坦尼斯拉夫三級獎章”。十月革命后，列寧曾三次接見過他。蘇聯(lián)政府授予他勞動紅旗勛章。劉峻周在格魯吉亞工作生活三十多年，娶妻生子，直到1925年因拒絕加入蘇聯(lián)國籍，帶著全家回國。由于他的努力，黑海沿岸遍布茶園，格魯吉亞成為前蘇聯(lián)的茶葉基地。蘇聯(lián)解體后，格魯吉亞政府找到劉峻周的后人劉馳，把一個400多畝的茶園交給他，希望他能幫助格魯吉亞恢復茶葉生產。為了不辜負格魯吉亞政府的信任，也是為了傳續(xù)爺爺創(chuàng)下的事業(yè)，劉馳遍訪格魯吉亞的茶葉專家和曾經的茶人。終于比較確切地了解到，所謂“劉茶”，其實就是按照祁門紅茶的加工工藝而生產出的茶葉。從種種跡象看，劉馳爺爺當年帶去的茶種，也極有可能是“祁門種”。因為，祁門紅茶作為外銷茶，在當時陸路交通極為不便的情況下，順閶江經景德鎮(zhèn)入鄱陽湖過九江到武漢，是最早和最佳的運輸路線，最初的交易對象也是俄商。而劉駿周赴俄的出發(fā)地正是漢口。
這可能是祁門紅茶最早以茶樹栽培及加工制作的方式與國外結緣。此時，祁門紅茶尚未在國際上獲獎，但由于其不可抵抗的品質誘惑力已經引起了國外市場的關注，國外的茶學專家和客商想要獲得祁門紅茶的有關信息和加工方法的沖動已是遏制不住了。黃山市茶葉經濟促進會副會長、徽茶文化研究會理事鄭建新先生在《祁紅1915》一文中提到，民國四年三月，有英人柏雷德、海里思，一為茶商，一為茶師。二人由北洋政府農商部派員陪同，專程從上海經杭州沿歙縣、休寧一路過來，說是考察皖南的茶葉生產情況，卻僅在屯溪參觀了一家茶廠，便提出要到祁門去，為的就是要了解祁門紅茶的茶樹生長和茶葉制作，其渴求解密祁門紅茶的目的暴露無遺。
我們的東鄰日本，近現(xiàn)代以來，始終對我國的一事一物、一舉一動保持著高度的“興趣”，而且極為縝密和深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甲午海戰(zhàn)初起，它對清廷運兵船“高升號”上裝了多少青菜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祁門紅茶的高品質及熱銷，又怎能不引起日本茶學界的注意？昭和十六年（1941）六月，上海中支建設資料整備事務所發(fā)行了一部《祁門紅茶の生產及び運銷》書，全書從緒言到結論共十一章，另附錄圖五幅，各種指數(shù)表格五幅。印刷人：小倉新太郎；著作兼發(fā)行人：大冢令三。該書是在華日本人通過各種手段詳盡調查中國的資源、物產及產業(yè)的基本情況后，向國內有關部門和機構發(fā)回的內部“編譯匯報”中的第六十七編，鈐有“北支那開發(fā)株式會社調查局”之印，屬“非賣品”。依日本學人治學的嚴謹，成書前，作者親身到祁門紅茶產區(qū)實地考察的可能性極高，當是在對祁門紅茶進行了系統(tǒng)的考察、了解之上寫成的第一手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國家領導人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積極地在“第三世界”尋找朋友，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主動承擔起了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祁門紅茶也就責無旁貸地成了援外項目中的一項。曾在安徽省農科院茶葉科研所工作過的陳東山先生在其《援鄰植茶記》里就說到，1966年6月至1967年底，他作為援外專家組成員，和安徽農學院的江光輝一起赴柬埔寨。他們克服重重困難，不僅在卜哥山、基里隆試種16.35公頃的祁門種、鳩坑種茶葉獲得成功，且按祁門工夫紅茶制法試制成功了成品紅茶，被稱為“柬紅”。他們的工作受到了柬王國政府的高度評價和贊賞。而在非洲大陸，特別是東非也有不少國家生產紅茶，其中肯尼亞的紅茶出口量已超過了中國。在這些國家茶產業(yè)初創(chuàng)時期，是否得到過中國茶葉專家的幫助、是否引進了祁門紅茶的栽培、加工技術？雖未看到官方的文字資料，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是有所耳聞的。有人曾私下非議過這種援助方式。其實，中國人不僅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更加顯示了中國人的坦蕩胸懷和真情實意。如果說祁門紅茶在這種援助中起到過作用的話，那是祁門紅茶的又一種光榮。
而且，國外茶葉界在關注祁門紅茶產業(yè)發(fā)展的同時，也給祁門紅茶注入了新活力，帶來新視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有日本、英國和蘇聯(lián)的專家到祁門茶葉改良場考察，對祁門紅茶的生產和研究提出見解。建國后，尤以蘇聯(lián)專家的實地調研和指導為突出。這一點，在原祁門茶廠副書記馮達人先生的文章《前蘇聯(lián)專家在祁門》里有較為詳盡的敘述。給馮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前蘇聯(lián)專家重視茶葉的科學研究，成果豐厚，先進于我國；他們在制茶工藝上非常重視初制，認為決定祁紅品質的關鍵在初制；而我們的一些制茶機械設備當時也是從蘇聯(lián)引進的。蘇聯(lián)自己不產茶葉，卻是茶葉的消費大國。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待前蘇聯(lián)專家對祁門紅茶產生過的影響。
什么祁門紅茶的“國際情懷”比其他類茶品更顯強烈呢？這只能從世界各地消費者的飲用習慣和祁門紅茶的品質特點來解釋了。在農業(yè)部農業(yè)司、中國農業(yè)科學院茶葉研究所編撰的《中國茶樹優(yōu)良品種集》里是這樣描述的：“華茶22號（GSCT22），又名祁門櫧葉種，有性繁殖系品種。......回味雋厚，香氣獨特（俗稱祁門香）……蘇聯(lián)、越南、巴基斯坦、日本和印度等國亦先后引種……引種到國外后仍能保持高香風格。”跟國內不同，世界上以紅茶為主飲的消費者占到了80﹪，而祁門紅茶在色香味上表現(xiàn)出的至臻品質恰恰迎合了這部分消費者的口味。因此，對祁門紅茶追根尋源、引種試制就成了一種必然。
改革開放后，祁門紅茶與國際茶葉界的交流逐漸恢復。特別是近幾年來，市場開放的程度提高了，到祁門來考察、交流的國外茶葉專家和客戶更是與日俱增。安徽省祁門紅茶發(fā)展有限公司做過粗略統(tǒng)計，僅最近三年，到訪公司的國外專家和客戶就達到了近二百人次。100年前，祁門紅茶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首獲金獎，是它引起世界各國茶商和消費者普遍關注的開始。100年后的今天，要想保持和發(fā)揚祁門紅茶的國際影響力，對祁門紅茶的生產者、經營者和組織者來說，都是一項繼往開來的歷史重任?，F(xiàn)如今，中國在向世界人民送去祁紅茶人的祝福的同時，接受各國茶葉專家和消費者的審評，續(xù)寫祁門紅茶的光榮。這，也應該是祁門紅茶的一種國際情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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